美國已暫停向伊拉克運送美元現鈔，並凍結軍事與安全合作計劃。此舉旨在施壓巴格達，要求其打擊在伊拉克活動的伊朗民兵（由伊朗支持、在當地以武裝力量運作的團體）。
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（Bessent）表示，多個海灣及亞洲盟友（不只阿聯酋）已要求建立美元互換額度（dollar swap lines：由美國聯儲局／美方機構向對方央行提供美元資金渠道，讓對方在市場美元短缺時可借到美元，以穩定金融市場流動性）。這意味美元流動性（USD liquidity：市場上可借用、可交易的美元資金）或出現新供應渠道，不再只限於傳統長期夥伴圈子。
傳統外匯基準貨幣對（FX reference pairs：市場最常用作報價與交易參考的貨幣組合）如歐元兌美元（EUR/USD）、英鎊兌美元（GBP/USD）及美元兌日圓（USD/JPY），被形容為對市場焦點的重要性下降。相關轉變與全球經濟更依賴資源（能源與金屬等大宗商品）、工業生產，以及人工智能（AI：以演算法與運算能力處理數據、提升自動化與生產效率的技術）有關。
上述做法亦擴大潛在互換額度受惠者名單，超出英國、歐洲及日本等傳統對象，並將美元支持更明確地與美國政策選擇掛鈎，而非建基於既有的全球協作安排。
相關措施最終效果仍不明朗。文本提到，後續或出現經濟層面影響。
文章稱內容在AI工具協助下製作，並由編輯審閱。
市場亦觀察到，傳統貨幣基準例如EUR/USD的「指標作用」（predictive power：對未來走勢的參考與預測能力）正在減弱。美國政策行動——例如近期把美元互換額度擴展至部分海灣及亞洲關鍵盟友——正成為推動美元走強的主要因素。這令市場焦點由單純經濟數據，轉向地緣政治策略（geopolitical strategy：以國家安全、盟友關係與區域局勢作為政策與資金安排的核心考量）。
影響在波動市場（volatility markets：交易或定價「價格上下波幅」的市場，如期權市場）尤為明顯：貨幣波動指數（currency volatility indices：反映市場預期匯價未來波幅的指標）在2026年初一直維持在較2025年平均水平高15%的水平。例如，上周南海緊張升溫時，即使美國國債孳息（bond yields：債券回報率，常用作衡量利率與資金成本）下跌，美元仍對一籃子貨幣（basket of currencies：以多種貨幣加權組成的比較組合）轉強。這種背離反映美元交易邏輯更偏向「戰略性避險需求」（safe-haven demand：在風險事件下資金流入被視為較安全資產或貨幣），而非純粹由經濟表現主導。
這種轉向在2025年已見端倪，當時「去美元化」（de-dollarization：減少在貿易、儲備與金融結算中對美元的依賴）的討論頻繁。然而，美國的「經濟治國手段」（economic statecraft：把金融工具、資金供應與經濟安排用作外交與安全策略）透過選擇性向戰略夥伴提供美元流動性，削弱去美元化趨勢，並鞏固美元核心地位。由此形成分化：與美國利益一致的國家可較穩定取得美元資金，其他國家則面對更高不確定性。
對衍生品交易員（derivative traders：買賣期權、期貨、掉期等「價值來自其他資產」的合約的人）而言，這意味大型貨幣對的「做多波幅」策略（long-volatility：押注未來波動加大，常見做法是買入期權或波幅相關產品）可能更有利，因政治公告或持續引發急升急跌、難以預測的走勢。此外，相較交易傳統G3貨幣（G3 currencies：美元、歐元、日圓等主要已發展市場貨幣），資源出口國貨幣（resource-producing nations：以能源、金屬、農產品出口為主的國家貨幣）或更具機會。文中提到，某亞洲盟友公布新的工業合作後，銅期貨（copper futures：以未來交收銅為標的的合約）急升12%，反映國家策略與商品流向之間的關聯更直接。
在此環境下，模型（models：用數據與假設推算匯率或市場走勢的分析方法）需更重視工業生產數據與供應鏈安全（supply chain security：確保關鍵原料與零件供應穩定、免受地緣風險干擾），而非只看通脹或就業。美元價值正更取決於哪些國家能取得資源並生產關鍵物資；因此，預判美國下一步戰略動作，比預測下一次央行決定更關鍵。
